背 景
1979年12月3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电视上放起了纪录片《三峡传奇》，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作为插曲播出，之后迅速引发大规模的非议，“黄色歌女”“靡靡之音”“资产阶级”的评论层出不穷，李谷一被很多组织亮起了黄牌。
那是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一切刚刚开始，官方对流行音乐的态度还比较暧昧，邓丽君之类的抒发小情小爱的歌曲不能广泛接纳。
与此同时，人们对“高强硬响”的口号感到厌倦，试图将“我”从集体主义中释放出来，关注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个体欲望开始复苏。
于是，在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因为“观众不停地从电话点歌，全是点《乡恋》的”，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拍板通知春晚导演组，就让李谷一唱《乡恋》。
“靡靡之音”在春晚舞台上响起，《乡恋》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一个时代的禁忌被打破，坚冰开始融化，新的时代开始了。
01.
张立宪在《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中这样描述80年代：
那年头，一个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的睡不着。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海子可以靠写诗吃饭的年代。物质和精神双贫穷之时，一大批艺术作品被引进，80年代的孩子，着迷于电影和文学中的任何东西。
那时候，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情》作为内部影片上映，电影讲的是资本家的儿子哈迈德和穷职员的女儿罗西的动人爱情故事，最后罗西患病去世，哈迈德因悲痛过度也随她而去。
“世界上的万物也许会消亡，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影片在当年收获无数人的眼泪。“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世俗的情感，不再被视作可耻的东西了”。（李皖语）
张蔷就是其中的一位，记忆里，她爱看的书是曹禺的《雷雨》，喜欢电影《永恒的爱情》，里面的服装和歌曲让张蔷着迷，男女主的故事也满足了她对爱情的向往：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她沉浸在里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女孩儿。
张蔷的妈妈当时在中国电影乐团拉小提琴，四岁时，母亲开始教她弹小提琴，用吃的哄着学，小提琴奠定了她的乐感和基准，当时，来乐团录音的有蒋大为、李谷一、唱《大海》的朱明瑛，她都去现场看。
“我就在乐队里坐着，跟着那个五线谱看，我还跟不上，老问到哪了，她用小提琴那个弓给我一指。”
80年代，蹦迪是当时城市里时髦的年轻人不可缺的娱乐方式，张蔷有局必去，蹦迪的场所从周围的研究院、政法学院到食堂，桌椅一撤、录音机一放，哪里都能蹦。
文化上的破冰蔓延到了音乐领地，思想越来越开放，人们从沉重的历史和责任中舒展开来，人性得到滋养，开始关注自我，追求通俗和美。
在这种浪潮下，当时张蔷妈妈的同学在中央歌舞团，正好帮云南音像找歌手，他们要录流行音乐新起来的这批人，在寄了小样过去之后，张蔷受邀前去录音，没多久，她的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横空出世，之后爆红。
据资料描述：
“张蔷的一盒《东京之夜》救活了濒临倒闭的云南音象出版社，她在各出版公司一时炙手可热，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壮观翻唱欧美音乐和港台音乐中冠居首位。“
Disco最早流行于美国，传到法国日趋成熟后又回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disco流行全球，之后，张国荣的《Monica》将disco引入香港。
1985年，张蔷使得disco风靡内地，她也成为了80年代的时代符号。
爆炸头、蝙蝠衫、喇叭裤，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时髦，张蔷把这种时髦变成了她的标志。
此后2年，她几乎垄断了市场上的全部流行歌曲。
从1985到1987年录了19张专辑，销量超过2000万，并且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和邓丽君等人并称全球6位最受欢迎女歌手。那时有一个统计，全球磁带销量第一是迈克尔杰克逊，第二名是张蔷。
1987年，费翔把disco带到了春晚舞台，《冬天里的一把火》烧遍全国，中央电视台传达室每天收到的给他的情书按麻袋算，被后来人称“初代idol”。
“走穴”是张蔷、成方圆这批歌星的共同记忆，一天最多能演七八场，跟放电影一样，从上午开始，8点一场、10点一场、12点一场……一直到晚上。
有一场演出，因为演员没凑够时间，观众不愿意离场，最后没办法，让张蔷搬把椅子坐舞台上，观众绕到前面看看她，以此来平息愤怒。
“在我红的那个时候，没有经纪人、没有媒体吹捧，包都是自己拎，所以各路明星都带着自己的爸妈，负责收钱的那种。”
在那个阶段，张蔷是行业标杆式的存在，她录一张专辑1万块钱，钱10块钱一张，数都要数老半天。整个录音界都问：“张蔷涨到多少了，她涨到多少我们也多少。”
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张蔷会说：
“我是真正享受过80年代风起云涌的人。”
02.
1986年，正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以罗大佑、张艾嘉为首的60名歌手合唱《明天会更好》的影响，有人向郭峰提议：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100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
这个提议迅速被执行，大陆当时最红的歌手几乎全部出动，韦唯、程琳、杭天琪、付笛声、蔡国庆、崔健、孙国庆、常宽、成方圆……聚集在首体，身穿工人装，联唱《让世界充满爱》。
“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规定被打破，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也是在这场音乐会上，崔健和他的乐队演唱了《一无所有》。
至此，流行音乐结束了那段埋藏于地下的日子，终于破壳而出，被主流所承认，同时，一直暗中生长的中国摇滚，已经露出了萌芽，一切整装待发。
人们对艺术的渴望喷涌而出，开始到处寻找出口。
音乐之外，80年代同样是诗歌的黄金期，大家都在拼命学习，包括学英文，和张蔷同时代的歌星成方圆说：
“我受这种影响，经常在电台听讲座，出差没空就把它录下来。还去新华书店买书，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大家聚在一块，不会聊吃的，聊最近看的书，参加诗会，比如北岛、顾城、欧洋江河……”
但当时正当红的张蔷基本不上电视和晚会，虽然她在同年登上了《时代周刊》，成为第一位被其采访的中国艺人。用她自己的说法，是“录音已经挣够钱了，没必要常跑，没上电视说明我当时的音乐不受主流媒体重视“。
没有工作的时候，她常和常宽、栾树待在一起，有一次栾树写了一首歌，张蔷听了之后说：“你这歌好，你将来肯定会红。”
演出时，她的伴唱是周晓鸥，后来的零点乐队的主唱，观众激动的往台上扔钢镚儿，两个人捡了一堆钱。
最红的时候张蔷有一种不安：
“我觉得我这样录音我能录多久呢，有一天肯定录不了，我已经第五张专辑了，还会有人给我录吗，总有这种忐忑。”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止是文化的繁荣，还有每个人心中日益增长的愿望：走出国门，看看外边的世界。那时连找对象都问：你们家有海外关系吗？
在当时，有海外关系就意味着有生机，能够有改变。因此，走红一年半之后，因为对翻唱和出版社不断赚快钱的厌倦，留学对于张蔷来说，就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流行音乐破壳而出的这一年，正处在事业巅峰时期的张蔷决定退出歌坛，去澳洲留学。
她本打算一年之后回国继续唱，但那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为了孩子，张蔷放弃了再进入歌坛的机会，回到家做全职主妇。
后来在采访中，她形容当时的乐坛：
“如果你销声匿迹三年后，歌坛就没人再想起你。”
决定不唱歌之后，张蔷去录音棚看望朋友，碰巧崔健在棚里录专辑。有人跟她说：“崔健现在在香港包装，马上就要火了，现在这录音棚，崔健想唱多久就唱多久，不用考虑时间。”
她听到崔健在唱《长征路上的摇滚》，问旁边的朋友，“这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吗？”得到肯定回复之后，张蔷感叹：
“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代要来了。”
这是1989年，从这张专辑开始，大众开始懵懵懂懂的知道了一个词：摇滚。
此后10年，中国摇滚经历了短暂的荣光，这是另一个年代的故事了。
03.
2013年末，张蔷签约摩登天空后，和新裤子合作出了新专辑《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录制的时候，彭磊说：“蔷姐，你尽量翻一个8度，像以前那样骚着点儿。”张蔷一听，乐坏了。
这张专辑获得2014年度华语金曲奖“十大华语唱片奖”，她形容自己是常青树：
“常青树肯定不是最火、最热的那个人，常青树是什么呀，是永远有一帮人支持人，喜欢听你的东西。”
新专主打复古、怀旧风，还有一种对80年代精神的追忆，追忆什么样的精神呢？用张蔷的话说：
“每个人都对自个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憧憬，想要过好的生活，一点都不颓废。”
那个年代，年轻人从冬眠中苏醒，开始精神上的解冻，如饥似渴的从文学、音乐、电影、诗歌中汲取启蒙的力量，一切刚刚开始，一切欣欣向荣。
在《一无所有》的时代背景音下，每个人却都坚信自己有美好的前途。
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我的八十年代》，新裤子庞宽作词作曲，张蔷在里面唱到：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
“浪漫的八十年代，自由的八十年代，青春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
